我的父亲给毛泽东当秘书和“特使”

文 / 头条公益资讯
2019-03-05 评论 ()

我的父亲给毛泽东当秘书和“特使”

我父亲1932年从上海来到瑞金,1934年参加了长征,分配在干部团工作。1935年10月19日,进入陕西西北部的吴起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此就算结束。以后的战斗、 生活,开始了另一个历史篇章。

据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的《李一氓回忆录》第六章《陕甘宁高原的奔驰(1935-1937)》中记载:“从整个局势考虑,干部会做大的调整。我(中红网注:李一氓)被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长征结束了,我在干部团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自然会调离干部团,但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当过秘书,那是1926年在武汉时期。显然工作性质和工作方法都是两回事。我不熟悉毛泽东的领导方式,虽然到了陕北,但多多少少还是在行军状况下工作,以军事工作为主。不管怎样,只好去了再说。”

在我父亲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有一件事在他的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与徐海东将军的会面。我父亲在《李一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随即离开吴起镇,沿着洛河,经过旦八寨、永宁、王家坪到达甘泉。11月初,毛泽东去甘泉以南道佐埠的十五军团司令部,见了徐海东。徐海东当时在鄜县前线,正在准备消灭套通和张村驿的地主武装,临时把他叫回司令部。除徐海东外,十五军团的领导还有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同毛泽东一起去的,有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那时,毛泽东就是这个支队的政治委员;还有贾拓夫,他是陕西人,参加了长征,这时他作为毛泽东熟悉西北情况的顾问;加上我,一共四个人,总的就是这七个人,没有更多的人,也没有别的人。这是我认识徐海东的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他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副总指挥。1945年至1946年,因为患肺病,在苏北根据地修养,住在淮安附近。那时我在苏北工作,经常去看他。我记得,他在大连,还送我一方大端砚。这方砚台很有名堂,是清初程正揆送给石头溪的。现在我还保存在手里。真巧合,程正揆是湖北人,徐海东也是湖北人。”

我父亲接着写道:“徐海东对毛泽东到他司令部来,表示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询问了许多十五军团的情况,特别问到榆林桥和劳山打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估计。根据东北军最近在甘肃东面和西安以北地区的调动情况,就考虑到要准备和东北军打一两仗。十五军团是鄂豫皖的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队和陕北的第二十八军刘志丹部队不久前联合组成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部队。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战斗员的战斗能力,也就是说素质和士气,他全不了解。现在下一个战斗要由他来组织和指挥。对一军团,他和他们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指挥关系,无论哪方面都了如指掌。如何把这支部队投入战场,对他来讲,是比较容易的,由于当面的敌人是很生疏的,战场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也是很生疏的,他必然要事先作些了解。看来,他到十五军团司令部一次,经过跟徐海东的谈话,指挥这支队伍投入战斗,在他来讲,似乎在心理上增加了不少的把握。显然,徐海东跟他的谈话,他是满意的。为着指挥方便起见,毛泽东还主动提出,配给徐海东司令部一部无线电台。当时徐海东部队的军事通讯手段很落后,无非是手播电话机,徒步乘马的传令兵罢了。有了这样一部电台,当然使徐海东喜出望外了。我们在徐海东的司令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打马回到我们自己的宿营地。……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北线龟缩到庆阳一线的几个县城,南线只据有延安和鄜县两个县城。我们的力量,完全保有陕北、陇东部分的广大山区和农村。东北军已没有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战略意图,这样我们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来考虑我军发展的问题,巩固陕北根据地的问题,同时促成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并鼓励他们北上陕甘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均决定在瓦窑堡成立陕北省委,在鄜县成立陕甘省委,又把我从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岗位上调出来,参加陕甘省委。我这个秘书大概当了不满两个月。”

李世培回忆父亲李一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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